娛樂百分百: 不經意的完美瞬間

文章摘要：泰茹·科萊（Teju Cole）是一名作家、藝術史學家、攝影批評家以及攝影師。他任教於巴德學院，併爲《紐約時報》（與英國國寶級作家傑夫·戴爾同爲「論攝影」欄目）撰寫文章。他已經出版四本書並斬獲眾多大獎，其中《盲點》（Blind Spot）被評為2017年最佳攝

巴黎，聖拉扎爾火車站，1932年

影藝家按：泰茹·科萊（Teju Cole）是一名作家、藝術史學家、攝影批評家以及攝影師。他任教於巴德學院，併爲《紐約時報》（與英國國寶級作家傑夫·戴爾同爲「論攝影」欄目）撰寫文章。他已經出版四本書並斬獲眾多大獎，其中《盲點》（Blind Spot）被評為2017年最佳攝影書，它是一本攝影散文集，通過將150多張彩色照片與詩意的語言相結合，表達對環境、風景、生命與家庭的思考。

本次推送的文章選自《紐約時報》（2015年11月），科萊以馬丁·芒卡西、佈列鬆、艾歷克斯·韋伯等街頭攝影師為例，鞭辟入裏地論述街頭攝影中常見的問題，並細緻入微地分析數張作品，（以「決定性瞬間」為核心概念）勾勒了受佈列鬆影響至今的街頭攝影簡史。

本文譯者趙倩男，現為北京電影學院圖片攝影研究生。

文 | 泰茹·科萊

譯 | 趙倩男

當亨利·卡蒂埃-佈列鬆（Henri Cartier-Bresson）看到馬丁·芒卡西（Martin Munkacsi）拍攝的三個賴比瑞亞男孩衝向海岸的照片時，他感到頭暈目眩，還有點煩躁，「我無法想象帶著自己的相機去街上能抓到這樣的東西，該死的！」他看到這張照片的時間是1932年：三個裸體的非洲男孩奔向坦噶尼喀湖海岸，他們深色、蜿蜒的身體構成剪影，在海陸相接的背景下揚起的手臂交織於畫面不同高度，極富韻律，運動中的肢體又創造出一組相互呼應的抽象圖形，而左側那隻入畫的手臂，就是最優雅的音符。佈列鬆說，這張照片啓發了他，向他展示了「攝影可以在瞬間達到永恆」的可能性。

賴比瑞亞的三個男孩

20年後（1952年），佈列鬆出版的畫冊《決定性瞬間》成為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攝影書之一。書中收錄了佈列鬆最著名也是最優秀的作品：一個騎自行車的人從螺旋樓梯下面斜切而過，孩子們在塞維利亞破敗的城區裡玩耍，還有周日在馬恩河岸野餐的人們。他在前言中寫到，這些照片的目的是要「將畫面精確組織以給予事件最恰當的表達」。這裏「精確組織」一詞和這本書的英文版標題意思相符，也就是「決定性瞬間」。而法文原版標題則是《偷窺的影像》（Images à la Sauvette），有快速偷拍的意思。這個標題不那麼吸引人，但揭示了佈列鬆攝影的另一種真相。

伊埃雷，1932年

塞維利亞，1933年

塞納河邊，1938年

同是瑪格南成員的艾歷克斯·韋伯（Alex Webb）向我們展示了另外一種表達攝影瞬間的方式，即當一名街頭攝影師與大千世界巧遇時，充滿著不確定性和神祕可能，這似乎更接近佈列鬆的攝影美學。韋伯曾說「是照片來找我的！」他也曾告訴我，是佈列鬆讓他看到「特定場景裡往往存在著多個可能的瞬間，而不同攝影師捕捉不同的瞬間」。

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正如攝影無定式。佈列鬆每一張成功的作品，都是因時因地，他遇到那個情景時，對環境和事件元素作出的第一時間的排布和整合。比如，1949年他在上海蘇州河拍攝的這張鮮為人知的照片：成捆的竹木兩端散開、站立的船伕以及獨木舟彎曲的船首，畫面中每個元素在千變萬化的獨立中又構成了驚人的一致性。那些長竹竿在較大矩形裡形成新的小矩形構成畫面框架，而這些小矩形近似於方形，前景中的一個方形畫框正好框住了一個沉思的人。佈列鬆許多照片中的和諧感，正是來源於他對原場景中重複圖形和姿態超凡的觀察和捕捉能力。

佈列鬆的攝影實踐在報道性和美學上都為後來的攝影記者奠定了基礎。比如，瑪吉·斯蒂伯（Maggie Steber）認為佈列鬆給了她一種思考風格、內容和結構之間關係的方法。然而，正如很多成熟的藝術家都會走的道路，斯蒂伯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視覺語言。1987年，她拍攝的海地太子港葬禮照片，通過顏色的精確選擇進一步加強了構圖的平衡感，淺藍、深藍和棕色使畫面和諧統一。穿黑色西裝的哀悼者是畫面中心，他伸出的強有力的手臂與身後的十字架相互呼應。

這幅照片的結構同樣是由交叉線條構成。男人的頭和左臂形成了一條對角線，這條線延伸的方向囊括了照片主要的事件動作，他的背後是大大小小重複出現的十字架，就連街燈也是半個十字架的形狀，它們就像同一主體旋律下的每一個獨立的樂器。畫面左側的屋頂強調了對角線結構，而事件的第二主人公從右下角看向屋頂，與之呼應。還有這些穿著白色T恤的人們，他們成輻射狀扛起穿黑色外套的主悼者，而他彎曲的左右手臂又像個「括號」，將這群人包裹在一起。

一名年輕的海地男子在太子港為母親舉辦葬禮

初學攝影時，我們習慣將攝影簡化為嚴格的規則：比如三分法構圖，將畫面平均分為三個平行的橫向區域和縱向區域，畫面的興趣點必須壓在交叉線上。更復雜的構圖還有黃金分割，因為這個比例在自然界中很普遍，所以被認為是許多令人愉悅的視覺影象背後的數學邏輯，比如某些花瓣、軟體動物的殼或者螺旋星系。這些規則可以幫助我們去觀看，但實際上，成功的照片通常包含著更多即興而靈活的數學邏輯。

1986年一個明朗的下午，韋伯正在海地西北部城鎮邦巴多波利斯的街道上行走。那一天距離現在已經很久遠了，而韋伯那天所拍攝的照片卻留存了下來。一個穿著藍色連衣裙、戴紅色頭巾的女人站在街上，她的臉附近漂浮著一根巨大的香菸——前景一個站在深黑陰影裡的男人正在抽菸。中景部分是驢的兩隻耳朵和身體的一部分，遠景裡還有一個男孩。所有元素被一根縱向立著的竹竿和另一側彩繪牆構建的框架整齊地排布起來。遠處的男孩只有個剪影，但他似乎在看著攝影師韋伯。照片中還有其他人：左側是一個男人的輪廓，遠處還有個小男孩，只能看見腦袋，他蹲在剪影男孩身邊偷看；一個穿紅藍花紋裙子的女人站在門口，背對我們。右側牆面的牆灰剝落，露出稜角分明牆體，形狀就跟驢的耳朵一樣。

海地

在斯蒂伯的葬禮照片中，有神奇的行動統一性。她向我描述了這張是如何產生的：「就像一個管絃樂隊演奏一部充滿戲劇性的交響樂，一切都要在同一時間被強調。她的兒子在葬禮上，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突然站起來痛哭哀嚎，跟母親做最後的告別，這就像最後一縷陽光照在他臉上一樣讓人嘆息。」而在韋伯的照片中，恰恰相反，沒有一個統一的事件高潮，甚至沒有一個人看向另一個人。唯一的交流是那兩個男孩正看向觀眾，看向畫面之外。然而，這張攝於80年代，海地小鎮炎熱午後，有點混亂的照片，卻展示了一種不可思議、難以磨滅、精確的形式意義。

太子港，1979年

海地，1987年

韋伯的作品也許不是佈列鬆最喜歡的，因為他對彩色照片和濃重的陰影持懷疑態度。但對韋伯來說，一切都是可以平等入畫的：色彩、陰影、輪廓、牆壁、香菸、驢耳朵、馬鞍子，還是一個指示牌，一隻手在這裏，另一個腦袋在那裏。看似絕對自由，但一切又都在它該在的位置上。注意到畫面裡細長矩形的反覆出現了嗎？木門、門口的形狀、牆的側面，還有窗戶的下邊緣。在主要人物的周圍還暗含了很多多邊形：男孩的剪影，帶紅頭巾的女人，還有驢耳朵。一個或幾個細長矩形，與多邊形巧妙呼應。可以說，整個畫面中，各種尺寸的幾何圖形，以各種偽裝的形式在畫面裡排布，看似不經意，實際有內在的秩序。

有些偉大的作品會讓觀眾爆粗口，「該死的！怎麼能拍出這樣的照片！」實際上，這需要長期的直覺訓練和一點好運氣。芒卡西、佈列鬆、斯蒂伯、韋伯，他們在拍攝這些照片的瞬間，有沒有考慮如此多元的複雜性呢？毫無疑問，他們思考了。但是在按下快門的時候，他們是否關注了畫面中的每一個元素呢？不大可能！他們需要先開始拍攝，調整再調整，去溝通，取得參加家庭葬禮的許可，在街上跟著一個男人和一頭驢走一段路，剩下的纔是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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