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造反起家的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國號“大順”,定年號永昌,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波高峰。
李自成出生于陜西榆林米脂縣李繼遷寨一個貧困家庭,論出身,他與明太祖朱元璋有得一拼:幼年時一個給地主放牛(朱元璋),一給地主牧羊;都是十幾歲失去父母;又都被舍身入寺廟當過小和尚。而且不知是巧合還是后人附會,朱元璋出生時滿屋紅光,鄰居還以為是著火了;李自成出生時,他父親夢見一個黃衣人闖進了他家的破窯里,因為古代只有皇帝才能穿黃色的衣飾,李老漢散布這樣的言論,其居心不言而喻。
兩人參加革命的動機和經歷也出奇的一致,都是由一名小兵到統領千軍萬馬的統帥,繼而稱王(朱為吳王,李稱新順王)稱帝(大明皇帝,大順皇帝)。只是稱帝后兩人的結局完全不同,一個開創了屬于自己的時代,為子孫打下近三百年基業,一個把大好局面給糟蹋了,將本已到手的江山拱手送人,不僅毀了自己,還給國家和民族帶來極大的影響,后來的事實證明,整個中華民族被整整耽誤了三百年。
為什么會如此?縱觀李自成的奮斗歷程,可將其劃分為兩個階段,以襄陽稱王前后為分水嶺。稱王前的李自成以饑民造反起家,流寇思想嚴重,以流動作戰方式,通過劫富濟貧來招攬人心和解決部隊給養,打得極其艱苦,渭南潼關南原一戰,李自成就是中了洪承疇、孫傳庭的埋伏,只帶得劉宗敏等17人逃到商洛山中。
時值后金大兵壓境,孫傳庭、洪承疇等人均被調往遼東防范后金軍(清軍),李自成得以在山中茍延殘喘。
崇禎十二年(1639年),原本接受朝廷招安的張獻忠在谷城(湖北省襄陽市西部)再次反叛。趁朝廷主力入川全力追剿張獻忠之際,李自成從商洛山率數千人馬殺入河南,收留饑民,開倉而賑饑民。“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李自成的軍隊一下子又擴充到了數萬人。
再次滿血復活的李自成總結之前的經驗教訓,在以往起義農民提出的“均貧富”口號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均田免賦” 口號,并以此作為政治綱領和奮斗目標,徹底摒棄了之前“所過殘破”的流寇作風。
李自成思想實現質的飛躍,效果是顯而見。由于他的政治主張非常切合廣大民眾的愿望,使他本人的威望、軍隊的聲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為回應,民間到處傳唱“迎闖王,不納糧”、“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就是群眾對起義軍的最大聲援和支持,而牛金星、宋獻策、李巖等知識分子的先后加入團隊,則改變了之前一味靠暴力掠奪富戶的單一手段。
崇禎十六年(1643年)三月,李自成在襄陽稱王,標志著他已經具備了初步的戰略目光。開始分派官員和駐軍管轄其控制的區域,招撫流亡的貧苦農民,“給牛種,賑貧困,畜孽生,務農桑”,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大搞根據地建設。狠抓部隊正規化建設,將軍隊劃分為前鋒、后勁、中權、左弼、右輔五營中央野戰軍和地方衛軍。
經過三年實踐,李自成意識到,襄陽是個四戰之地,而且地盤不大,發展潛力有限,于是決定換個地方圖謀發展。在確定戰略轉移方針的問題上,李自成召開了一次聽證會(可惜這樣的聽證會太少了),經過充分論證,李自成最接受了謀士顧君恩提出的定關中之策:先取陜西作基地,再略定三邊,經山西攻取北京。
李自成遂于八月,揮師北上。由于張獻忠五月份攻克武昌并建立“大西”政權,孫傳庭奉命率兵10萬入關進剿。孫、李兩軍于九月在郟縣(今河南省三門峽市西北)相遇,此時,李自成軍已經脫胎換骨,而明軍士氣低落,加上老天爺的眷顧(天降大雨),致使明軍糧道不暢。
李自成抓住千載難逢的機遇,一面動員群眾堅壁清野,使明軍無法就地籌糧;一面派大將劉宗敏率萬余輕騎出汝州,截斷明軍糧道。孫傳庭聞訊大驚,不得已打算回師打通糧道,給本來士氣低落的士卒造成一種錯覺,以為主帥要撤軍,都爭先恐后的往回跑,場面迅速失控。
李自成瞅準機會率軍追擊400里,大敗明軍, 斬首四萬余級。然后,李自成乘勝揮師西進。于十月攻破潼關,孫傳庭兵敗被殺,李自成迅速占領陜西全境。
李自成進占陜西后,繼續推行襄陽的經驗,采取了一系列安定人民生活和發展社會生產的措施,并于次年正月初一,在西安正式稱帝建國。
李自成稱帝后,免不了要大封功臣,設置各級行政機構等。但他很快發現,皇帝并不是好當的,大批的官員、幾十萬軍隊,還有他來不及統計的子民,這些人都要吃要喝要糧餉,可西北這地方太窮,如果不迅速解決財政危機,不用明廷來打,自己內部就會出問題,政權隨時有垮臺的危險。
為此,李自成于二月誓師東征北京。令李自成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出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順利。 除了在寧武關(今山西寧武境)遇到山西總兵官周遇吉以命相搏,拼死抵抗外,各地守軍都是一觸即潰,望風而降。大順軍只用兩個多月,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就打進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檢自縊身亡。
勝利來得如此之快,讓李自成都有點懷疑人生,不過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輝煌了。如果說進城之初李自成還能保清醒的頭腦的話,比如下令:“敢有傷人及掠人財物婦女者殺無赦。”隨著內心深處農民意識及暴富心理的膨脹,其目光短淺的缺點開始顯露。
李自成一頭扎進紫禁城后,就忙著與后宮的女子快活,封宮女竇美儀為妃。還拉上一班功臣武將在后宮尋歡作樂,認為這就是在享受勝利果實了。
接下來,李自成變得更加不可思議,按理說他已完成終極目標,推翻了明朝統治集團,進駐了全國統治中心北京城,應該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如何當家作主上了,當務之急應該是安撫和團結治下的知識分子、舊官員及各階層民眾,維護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帶領人民開創一嶄新的時代。
可李自成似乎沒有這種意識,還是像之前窮怕了的樣子,只想如何弄錢,盡可能多的搜刮錢財,以達到快速致富的目的。于是從二十七日開始,派人四處抄家,強行要求前明官員按品級大小,交出銀子 “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道科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
為此,劉宗敏還特地制作了五千套夾棍,這那夾棍“木皆生棱,用釘相連,以夾人無不骨碎。”對拒不交銀的官員即用夾棍伺候,直到折磨至死。據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稱,在這起敲榨勒銀的事件中,就有1600多人喪命令(《棗林雜俎》)。可見,并非所有官員都是貪官,有些人實在拿不出銀子。
大順上層如此驕橫奢侈,底層的士兵也有樣學樣,他們“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大順軍每到一處頭等大事就是設立追索餉銀機構,例如在城固縣,“賊索餉,加以炮烙”;在汾陽,“搜括富室,桁夾助餉” ;在絳州,“士大夫慘加三木,多遭酷拷死”;在宣化,“權將軍檄征紳弁大姓,貫以五木,備極慘毒,酷索金錢”。
這一系列行為,讓李自成人心盡失,那些掌握話語權的士大夫們甚至對大順政權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西長安街上出現:“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東宮為皇帝,改元義興元年。”的告示,也就不足為怪了。
李自成在其他方面昏招迭出,但在軍事上一點都不糊涂,為招降明朝最后一支有生力量——鎮守山海關的吳三桂部,他以威迫手段讓吳三桂他爹吳襄寫信勸降。吳三桂最初也有歸順之意,但當他聞知大順軍的所作所為后,是大失所望,接著又聞聽自己的家也未能幸免,愛妾陳圓圓被劉宗敏擄去時,頓時怒火中燒,當即轉而向多爾袞求助。
完全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李自成,對吳三桂的反復無常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和預案,走一步看一步的他,一怒之下又犯了“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的兵家大忌。結果,被吳清聯軍打得大敗而歸。
李自成逃回京城后,于四月二十九日匆忙搞了個登基儀式,將吳三桂一家大小34口斬首,次日即撤出北京。帶上他搜刮來的大批金銀由山西逃回西安,臨走還在紫禁城放了一把大火。
從三月十九日雄姿英發的進入北京,到四月三十日倉惶撤離,李自成在京城僅僅呆了42天。42天,在歷史長河中可以忽略不計,但這42天卻是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42天。李自成生生把一個大好局面給葬送了,把本已到手的江山拱手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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