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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姚蜀平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ID：The-Intellectual
二十世紀初，中國發生了兩次大的風波，直接影響了中國學生留美的格局。首先就是1900年「庚子事變」，即義和團運動；其二就是1905年發生在沿海口岸的抵制美國貨物的行動。
這兩次事件的結果都帶來了對留學美國意想不到的影響。對於中國義和團運動及隨之發生的「庚子事變」，當李鴻章代表失敗的清廷，於1901年9月7日，在僕人攙扶下戰戰兢兢地來到談判桌前，在各國聯軍的代表面前，簽下屈辱的《辛丑條約》時，他怎會不想到，5年前的1896年，他出訪美國抵達紐約時，十艘軍艦在海港列隊歡迎，他在騎兵護送下威嚴地穿過紐約鬧市，那裡的千千萬萬美國人爭相一睹這位「自孔子誕生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人物」。究竟是何因素，導致中國落得今天這般下場！李大人大概直到去了西天也未明白其中道理。中國政府被迫和11個國家簽訂了屈辱的《辛丑條約》，中國政府向各國賠償45，000萬兩白銀，分39年償還，連本帶利共達98，223萬兩白銀，這就是屈辱的「庚子賠款」。當時中國人口總共約四億五千萬，平均每個中國人要賠一兩銀子。這個連懲罰加欺凌的條約本來就不公平，而這筆巨款更成為加在百姓頭上的重擔，引起民怨衝天。
如此巨額的賠款，不僅引起中國人民怨憤，也讓一些外國人有些不解甚至質疑，最終導致退還多餘庚款這一歷史奇談。究竟是什麼因素最終導致美國退還多餘庚款給中國，並且成就了「庚款留美」呢？我們從下面幾個方面來分析這段歷史。
1美國國務卿及美國駐華公使的首倡作用
首先提出並發現庚款索賠過高的是美國當時的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又譯作約翰·海伊）。此人曾任林肯總統秘書，具有強烈民主意識與和平等觀念。在列強討論庚子賠款時，他反對歐洲列強企圖瓜分中國領土，於1900年6月7日聲明美國對華政策旨在維持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及各國在華維持公平貿易原則。（4-5）當然這裡並非是他完全站在中國人立場上說話，他此舉也是為美國在華政策「門戶開放」開道。如果我們注意到美國19世紀中期的內戰延誤了對海外市場的開拓，儘管到19世紀最後一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躍居世界第一位，但他發現自己市場太有限了。「它希望擁有太平洋西岸最大消費市場的中國，能成為美國的一個自由貿易區」。（4-6）如果列強瓜分中國，那些老牌帝國主義肯定會比美國佔有更多優勢，而他追求的是「機會均等、利益均沾」。繼而海約翰又反對過高的索取，他曾經在1901年5月28日給當時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的信中表示，要求中國賠償45，000萬兩白銀數目過大，其結果「會給中國造成災難」；並指示柔克義把賠款問題提交海牙國際仲裁法庭處理，避免對中國過度要求。這位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不僅是位外交家，還是位漢學家、一個中國通。從列強討論賠款時，就是美國代表團特別助手，海約翰促將此問題移至海牙國際法庭仲裁，及限定賠款數要在中國財力能夠付償的範圍之內的中肯建議，被各列強拒絕，美國隨即又提議，按提出賠償要求之比例減低，甚至在5月10日給柔克義電文中如是說：「如各國應允同樣減賠，美國可減去其『合理的』賠數的一半。」（4-7）遺憾的是，這些都沒有得到響應。最後中國被迫賠償連本帶息共計98，223萬兩白銀。從1902年直到1940年，分39年還清。
美國當年按照各國損失比例，分得7.3%的賠款，連本帶息共計5300萬美金。而美國人自己估算的損失應該只有2500萬美金，也就是中國償還數高出實際應得數2800萬美金，那是一筆巨額。海約翰對美國索取賠款的數額是實際損失的兩倍感到不安，他如實透露的談話竟被《紐約時報》於1902年1月公佈於世；而此時恰值梁誠赴美出任中國駐美公使（4-8）。
2駐美公使梁誠的努力成為退還多餘庚款的關鍵一著棋
梁誠是上世紀第四批留美幼童，（又名梁震東、梁丕旭）。1875年出國時年僅12歲，1881年被清廷召回國時，正在麻州安德福（Andover）的著名高中菲利普學院（Phillips Academy）學習，那是一所全美名列前茅的私立寄宿高中。梁誠回國初期並未被重用，直到清廷屢遭挫折後，他與其它早年留美幼童才開始被朝廷啟用。當他陪同清廷皇親國戚環遊世界時，《紐約時報》是這樣形容他的：「他稱得上是一位英語大師，他有一副洪亮的嗓音，光潔的面孔，威嚴的儀錶，整個演講輕鬆，有說服力……」（4-9）1902年他被委任駐美公使，到美國接替伍廷芳。在他上任後，正好看到《紐約時報》的消息，知道美國自己承認索取賠款過多，並將此事披露於公眾。他便親自找海約翰國務卿談話，海約翰也明確告訴這位新上任的梁公使「為緩解賠款帶給清朝財政的負擔，美國可以考慮退還庚款多餘部分。」梁誠立即表示，由於賠款數額巨大，導致民間負荷過重，仇洋民意高漲；既然美國也感賠償金額實屬過高，何不由美國倡議核減賠款。並且預言「貴國如能倡首，義聲所播，興起聞風矣。」梁誠心中明白，美國索取過多，其它國家當然同樣也索取過高，他是希望其它國家能夠跟隨美國也歸還多餘賠款，這樣給自己國家大大減輕負擔。梁誠憑藉一口地道的英語，又被華府官員乃至白宮得知，他就是當年菲利普學院在校際壘球比賽中的投球高手，曾連獲大捷的出色中國留學少年，在崇尚體育運動的美國，這樣的背景，竟使人們對這位新公使刮目相待，使他辦起事來順暢許多。正如他對安德福高中校友提及他與總統見面情景所說：「我跟羅斯福總統說，『我就是那個人，那個在1881年用三壘打擊敗菲利普·埃克森學校（安德福德兄弟校），而使安德福獲勝的人。』從那時起，總統和我的關係增強和接近了十倍。」（4-10）梁誠奔波於美國多個城市演講，常用這樣的話做結束語：「讓我們希望，我們雙方都能有一個美好的明天，兩國的文明和人性會戰勝原始和野性。」（4-11）可惜海約翰1905年終，在任內突然病逝，令本來比較通暢的交涉陷於膠著狀態，又逢中國抵制美國貨風潮，致使退還庚款的事一拖再拖；好在駐華公使柔克義與海約翰本一脈相承，他繼續推進這個非同尋常的重大外交事件。並且密切地關注每一個運作細節，既保證此款退還中國，也防範它們中途挪作他用。
3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從中的斡旋作用
明恩溥（Authur Henderson Smith，也譯作歐叟·H·史密斯博士）1845年出生，1872年來中國。他在87年有生之年中，在中國生活了54年，也就是他一生中三分之二時間是在中國度過，特別是在魯北貧困農村生活了28年，講得一口山東土話。作為公理會派來華的傳教士，明恩溥對中國觀察細緻入微，對中國人、特別是對農民的了解，可以說是那個時代外國人中少有的。他先後寫過10本關於中國的書，其中不少被美國人視為了解中國必讀之物。1888年出版的第一本《中國的格言和寓言》，1890年出版的《中國人的性格》，都被魯迅關注並推薦，也為許多美國外交官乃至華盛頓官員所引用。1900年時，他已經發現並一再提醒大家注意義和團的問題，可惜當時無人理會。那場災難之後的1901年，他出版了詳細記錄和評論義和團動亂的《騷動中的中國》，並指出唯有西方教育能夠阻止進一步的排外運動。他認為無論是武力還是賠款，都不可能彌合中西方的對立與衝突。
果真1905年從上海發起，一場抵制美貨運動迅速蔓延全國，而且長達數月經久不衰；民眾針對美國《排華法》提出「以其法治其人，聯合抵制」——不用美國貨，不售美國貨波及全國。這場民間發起的運動反映了民眾心理，既令美國朝野吃驚，也讓清廷難堪，只好令各督撫平息運動；而美國總統也表態，《排華令》只禁華工，歡迎商人、學生和旅遊者。其後無論中國、美國還是世界，都把這次運動看作是「中國的覺醒」。
就在這次風潮之後的1906年1月，明恩溥回到美國度假，他加入遊說美國退還多餘庚款賠償的行列。他認識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好友阿巴拉文，他向這位總統之友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政府既然有重新振興對華貿易的打算，就應該繼續採取海約翰制定的邦交政策。最好的辦法就是退還庚款，讓中國逐年派學生來我國留學。」他的話得到阿巴拉文先生的認同，他讓自己兒子帶著明恩溥於1906年3月6日到白宮會見了羅斯福總統。羅斯福總統對這位在中國度過了幾十年的中國通極感興趣，竟然和他徹夜深談。最後羅斯福總統直接了當地問明恩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你就告訴我，要我做什麼？」。
明恩溥坦率地說：「總統閣下，我所要求的，就是把這兩千多萬美元的庚子賠款用於對中國有益的事業，特別是供給足夠學生到美國留學。」他還送給總統兩本自己寫的關於中國的書，羅斯福總統竟然幾天就看完了，還寫了封信給明恩溥：「我非常愉快地讀了你的大作，實非其它書籍所能比擬，我覺得對中國人的了解加深了許多。」（4-12）羅斯福總統實際是從他的對華政策角度全面來思考這個問題，正如他完全同意並引述加拿大傳教士比舒伯·布倫特（Bishop Brent）在拜會他時對他說的話：「現在是時候讓西方給東方輸入思想了，這樣可以降低兩個迥然不同、相互對立的文明發生可怕衝突的幾率，如果我們一直等待，我們也許會發現我們等得太久了。」(4-13)
明恩溥在美國五個半月的休假中，到各地作了170次演說，他儘力用自己的經驗和知識讓美國人了解中國，他告訴他們中國大膽地廢除科舉，乃是「人類歷史上最了不起、最果敢的智力革命」，因此他認為美國應該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再次扮演支持中國教育的角色。他也批評美國目光短淺和傲慢，致使中國發生抵制美國貨事件。他於次年回到中國後，1907年又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的書《今日的中國和美國》，再次詳述關於支持中國留美的教育計劃。
4美國有識之士在不斷敦促
中國留日學生上萬這個現象，無論如何對美國政界和學界都是一個刺激。他們不會忘記，清廷最早派送官費留學生是來的美國，而不是日本或歐洲；可是現在，全美只有幾百個中國留學生，日本卻以萬計。美國政界與學界中明智之人，從一開始就在促使這件事的實現，如美國駐華大使柔克義先生，他始終認為，教育可使中國政治安定和商業繁榮，使中國成為美國富足的貿易夥伴。同時，一旦留美學生成為中國領袖時，美國對中國將有很大的影響。
應該正視的是，中國方面知道美國有歸還多餘庚款意願後，國內各方面人士都有如何使用和支配這筆款項的建議及打算，美國政界卻是從整個美國遠東戰略布局出發，拒絕把庚款作于振興東北之用，而堅持此款只用於留美教育。以後美國有更多教育界人士加入督促歸還多餘庚款給中國、派留學生來美國的遊說行列。其中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士（Edmund J. James）1906年給總統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最有代表性。該文是這樣寫的：「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成功地教育這一代的青年中國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知識上和商業的影響上獲得最大的可能的報償……如果美國在35年前就成就這件事（有一度看來似乎有可能），把中國學生的潮流引向美國，並不斷擴大這股潮流，那麼，我們今天通過對中國領袖們知識上及精神上的支配，就該在各方面精心安排下，最得心應手地控制中國的發展了——這就是說，使用那從知識上與精神上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我們相信，只要花極小的努力，就可極大地而且是極為滿意地贏得中國人的善意。……為了擴張精神上的影響而花一些錢，即使從物質意義上說，也能夠比用別的方法收穫更多。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隨軍旗更可靠。」（4-14）
美國總統羅斯福1907年12月3日在國會宣布：「我國宜實力援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繁眾之國能漸融洽於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將庚子賠款退贈一半，俾中國政府得遣學生來美留學。」該提案於1908年5月於參眾兩院順利通過，該年12月28日羅斯福總統正式簽署了退款令。預計1909年1月1日施行。
美國政府把庚款多餘部分退還給中國，並指定作為教育，特別是留美之用，在中國和世界皆引起巨大反響。歐洲諸國感到有點莫名其妙，他們不理解美國怎麼會做這種蠢事——把到手的錢又送回去。無論是美國還是梁誠期盼其它國家會跟進的奢望，直到若干年後才有微弱的響應，他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是美國在和他們爭奪對中國控制權的一個聰明而關鍵的步驟。
1908年7月，清廷朝廷外務部就收到駐美公使柔克義關於美國政府決定歸還多餘庚子賠款的通知，即開始擬定《派遣留學生規定》；
1908年10月31日，時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的袁世凱主持制定《派遣美國留學生的章程草案》（又名「計劃草案」）；
1908年12月28日，羅斯福總統頒布「實施法令」，美國國務卿魯特（Elihut Root）同時通知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及清廷駐美公使梁誠，歸還多餘賠款將於1909年1月1日起始。（4-15）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清廷特派使節唐紹儀——上個世紀第三批留美幼童中一員——作為欽差大臣前往美國，代表政府向美方致謝。唐紹儀此行還有一個潛在的秘密使命——他和清政府，仍然想把這筆退還的多餘庚款用于振興東北之用，美國方面知曉他的意圖，幾乎不給他機會表達，更無可爭取。無奈中，唐紹儀只好認真執行此行的職責，他邀請當時在美國求學的一百多個中國留學生前來華盛頓，和他一起在白宮的藍室（Blue Room）親眼見證羅斯福總統簽署執行令。儀式之後，唐紹儀代表中國人民感謝總統先生同意歸還多餘賠款，並用於教育事業；羅斯福總統講話中除了盛讚中美友誼及中國取得的成就，也希望中國繼續進步。他和排隊過來的中國留學生一一握手，這一幕給中國留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特別讚賞作為「欽差大臣」的唐紹儀既適當地表達了謝意，又沒有喪失中國獨立之精神。而當時代表中國留學生做答詞的竟然就是後來的駐美公使顧維鈞。可貴的是這位欽差大臣唐紹儀最後對這群他邀請來的留學生的叮囑，竟然是強調「體育、社會教育、特別是道德教育非常重要」。他對留學生的期望，百年後的今天仍是振裘持領之言。（4-16）
1909年成立了「游美學務處和肄業館」，隨之而來的是全國範圍的甄別和考選。這是自1905年廢除科舉後第一次全國範圍的考選。鑒於留日學生人數眾多，卻參差不齊，成效也有限；此次用的是庚款，相當於官費，故清政府擬定嚴格考試規則，欲挑選優秀學生出洋。1909年9月1日《申報》報道有近千人報名。先由各省選送，再在全國範圍考選。遺憾的是，有的省竟然「鮮合考格之選」，派不出人來參考。最後1909年，603名考生中有400多名來自北京，各省僅選出150名。
這些考生彙集北京，考試分作兩輪，第一輪為兩天，9月4日第一天考中文——上午作文，下午考經史，9月5日考英文——完全按照美國入學標準來考（據悉是美國人出的考題），包括英文論說及問答題。可以想像，1905年剛剛取消科舉考試，1909年9月就按照美國大學水平考試，同時還要具備國學功底，結果果真有英文第一名者，國學一分未得；國學第一名，英文考試過不去。各方爭鬥協商的結果，最後參加考試的603人，僅有68人獲得進入第二輪考試資格。
9月9日開始為期三天的第二輪考試，第一天考了代數、平面幾何、法文、德文、拉丁文；第二天9月10日考了立體幾何、物理、美國歷史、英國歷史，第三天9月11日考了三角、化學、羅馬式和希臘史。前後5天總共考了17門功課。9月13日發榜時，僅有47人被錄取，那也是把最低分數降到45分，才拔出了47人；這僅占預期每年選送100名學生的一半不到。可想當初剛剛開始的新學和留美要求之差距。按照參考人數來計算，大約13人中錄取一個。選中者年齡從16歲至20歲，其中6人來自聖約翰大學（均在17名之前），而考取最多的是來自郵部高等實業學堂（共14人），即以前的南洋公學，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學，這所由洋務派領軍人物盛懷宣創辦的學校，完全按照美國中學學制興辦，在科舉終止後三年的全國選拔中，嶄露頭角不足為奇；倒是京師大學堂僅有3人被錄取，反映了僅靠國學已經不再適應新形勢了。另外從籍貫來看，沿海省份佔據了四分之三。由此可見當時新學在內地和沿海省份相差多麼懸殊。錄取分數降到45分，也是為了能夠涵蓋幾個內地省份學生，否則說來是全國統考，分布過於不均衡，也難以面對國人。
被錄取學生的去向，又以數所美國名校為最：麻省理工學院（MIT）（10名），哈佛大學（7名），哥倫比亞大學（7名），康奈爾大學（4），威斯康辛大學（4），普利斯頓大學（2），耶魯大學（1）等等，其它也都進入美國的好大學。而從所選科目來看，已知的46人中，僅有4人學文科（文學和哲學或新聞學），其它全部學理工科。這也是清廷接受留日的經驗教訓——留日學生捲入政治活動者普遍，對此次來之不易的庚款留美，大方針早在袁世凱制定的「計劃草案」中，就已經規定80%理工，20%政法。
首批庚款留美生赴美所經路程竟然和40年前首次幼童留美幾乎相同。1872年30個幼童乘坐的是老舊的明輪船乘風破浪橫渡太平洋，掀起的浪花曾給他們帶來驚恐和歡快；這次47個青年人乘坐的是一艘蒸汽輪機船（Steam Ship）,名叫《中國號》的郵輪（S. S. China），他們身著西裝，腦後沒有了辮子（這和30年前首次赴美的小留學生不一樣了），而護送他們赴美的唐國安和在大洋彼岸迎接他們的容揆，恰好都是當年第二批留美幼童。唐國安當年中斷了剛剛開始的耶魯大學法律系求學生涯，而容揆滯美未歸，他在完成耶魯學業後，也實現自己當年承諾——為中國服務，而一直在中國駐美使館工作。想必這兩位昔日留美幼童，此時的清廷官員心情可謂五味雜陳。唐國安到了美國後，竟把滿臉美髯全部剃掉，跟隨他前來的那批年輕學子大為轟動，戲稱「老大離家少小回，鄉音未改嘴毛衰；老妻相見不相識，笑問兒童何處來。」此舉也許是由於唐大人憶起翩翩少年意氣風發的往日情景，更可能是眼見離別30年的美國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想來回國後30年，自己國家所走的彎路，今天送來這批留學生竟然是頂著「賠款學生（Indemnity Students）」的屈辱頭銜，怎能不百感交集！也許用幾年後赴美的陳瀚笙一個更為生動的描述來表達他當時的心情更為貼切：
「船終於在美國舊金山靠岸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覺得我不僅跨過了一個太平洋，而且跨過了整整一個歷史時代——從一個等級森嚴、思想禁錮、毫無民主自由可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了一個注重科學、講究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資本主義國家。歷史，在我面前揭開了新的一頁」。（4-17）
而在華盛頓迎接他們的竟然就有留學鼻祖容閎，容閎當年11月，在自己的自傳中加寫道：「1872年那批留學生的僅存者中，有幾人由於艱苦努力，勤奮不懈，終能躋身於中國重要的經世之才的前列。而且正是由於他們，原先的留學事務所也恢復了，雖然形式上已有改變。因此，如今人們可以看到中國學生翩翩連炔，從遙遠的海角天涯，來到歐美接受科學教育。」老先生為在有生之年，終於看到自己一手創辦的留美事業後繼有人而感到欣慰。1910年，庚款留學生來到哈特福特拜見老先生，兩年後，他就撒手人寰。
這批新來的47人，程度確實參差不齊，除了少數幾個學生直接進入大學，其它的被送入新英格蘭地區五所高中繼續補習英語和其它科目，而且他們也像40年前一樣，分別住進美國人家中，直到1910年秋季才踏入大學之門，儘管起初他們不願意再踏進中學門坎，不過後來都對這大半年的補習教育，特別是在美國人家中居留，讓他們深感比那些直接進入美國大學校園的人受惠甚多。
1910年9月400多人參加了第二次全國選考。其考試內容加大了難度，除了國文、英文及自然科學諸多科目外，還涵蓋了希臘史、羅馬史、英國史及拉丁文、德文、法文等科目。最後錄取了70名。備取生和各省諮送的430人在1911年6月參加了第三次考選，錄取了63名。前後三期共錄取180名，由於他們都是經過「品學甄別考試」後留美，故被後人稱之為「甄別生」或「史前生」。如果考慮到1911年3月從清華學堂中等科學生中錄取的12名幼童，他們可算作「史前生」中的第四批，那麼「甄別生」總數應該是192人。
1910年第二批庚款留學生也是由唐國安護送來美。1912年游美肄業館改名為「清華學堂」（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唐國安被任命為首任校長，他竭力把這所學堂辦成一所他親眼見過並親身體驗過的那種真正育人成才的大學，故他採取中國從來沒有過的「校長負責制」和「全人教育」辦學方針，力爭改革教務制，並廣納賢才。與此同時他還受命投身於禁止鴉片運動，以中國代表身份參加了海牙禁煙會議，最終參與制定了《國際鴉片公約》。清華學堂說來有庚款支持，可是當時掌權又專橫的袁世凱挪用庚款為自己軍隊所用，唐國安被迫向外國銀行借款維持學校正常運行。他在心力交瘁時寫下：「我把一半生命獻給學校，另外一半用來償還債務」，最終由於過度操勞上任不到兩年，他帶著未盡的「大學夢」和「強國夢」，1913年因病辭世，年僅55歲；他被後人稱之謂「容閎第二」。百年後的2011年3月19日，在他家鄉珠海唐家灣，一座唐國安紀念館落成，他的銅像後面有100株樹木，是清華校友贈送。揭幕當天，300多位清華校友從各地趕來出席，50個小學生站在銅像前起誓——不忘清華校訓「厚德載物，自強不息」（此乃梁啟超最早提出，唐國安認可，而由他指定的後繼周貽春校長最終將其定為清華校訓）。人們沒有忘記這位早年留美幼童、後來的清華首任校長，為了中國走上富強而鞠躬盡瘁，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乃至生命，願清華精神代代相傳。
前三批留學生都是直接送到美國留學，不像後來庚款留學都要先在「遊學肄業館」（後來改為「清華學堂」）進行補習準備。清華學堂在辛亥革命後改為清華學校；其中包括中等科（1922年停招）及高等科（1924年停招）。1925年正式成立大學部，學生畢業後全部資送留美，進入美國大學二、三年級。從1911年至1929年，留美預備部結業，共派送學生1，828人（180名史前生加上以後清華學堂所送1，648名留美學生）。（4-18）第四次留學潮隨後被融入了常規留學渠道。不過我們在此探討這次不尋常的留學潮仍然有其重要意義。
此次庚款留美有下列幾個特點：
（1）由於在全國範圍甄選，錄取的學生素質相對較高，他們年齡大多在17至20歲，到美國後計劃直接進入一流高等院校念本科，其後少數繼續讀碩士、博士學位。和早年留美幼童比較，選擇年齡稍長，有一定英文和科學根底的人留學，收效更大，這也是留學政策在摸索中的進步；對於庚款留美的總人數眾說不一，實際是基於不同計演算法。史前班是180人，其後1912年至1929年庚款不再專門用於留美為止，一共直接派出留美生969人，一班幼童班12人，直接排出留美女生53人（當時要求應考女子條件是「體質健全，品行端淑，天足且未訂婚，年齡23歲以內」），專科生67人，總共1，099人，如果加上史前班180人，共計1，279人：此數字乃是最常見引用數字。
不過清華學堂那些年間還派出不同類別的學生，如庚款補貼生476人，特別官費生10人，各機關轉入清華學生60人和袁氏後裔生3人。加上上述1，279名學生，從1909年至1929年，二十年間總共庚款派出學生為1，828人。此數字和上面常見的1，279人的差別就在此。1929年後，庚款不再為清華專用，而面向全國。
（2）庚款種類繁多，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狀況，如1916年，到美查訪的人發現，每月60美元的庚款學生生活費讓學生捉襟見肘；而三十年代有的庚款補助生，竟可帶家屬。但總的來說，庚款相對比較充裕，學生都可以安心讀書。後來英國、法國也仿效美國歸還部分庚款用於派遣留學生，但是條件都不如美國優厚。無論如何，清華學堂還是因緣庚款而建設完備，待遇優越，也被人抨擊為「貴族化」。那時北平女學生中流傳著一個順口溜：「北大老，師大窮，清華好通融」！
（3）由於這是美國政府建議、中國政府響應並支持的，因此即使在《排華法》沒有解除的年月里，這些留學生也沒有受到無論是身份還是待遇的歧視；只不過頂著「賠款學生」之名，讓這些學生自有難言之苦，稱之為「國恥之痛」。也造就了他們關心國家前途及民族命運的特殊心態。他們期待學了本事歸國後可以振興中華為目標，所學科目，多選國內稀有或缺的學科。正如1928年清華學生會的一份公開《宣言》中所說，「清華為美國退回庚子賠款所辦之學校，意義在於紀念國恥，使命在於為國儲才。」而派遣他們出洋的清廷，鑒於留日生多捲入政治活動，反滿情緒日漲，對庚款留美生更是遵循一貫思維，即盼望他們學得一技之長，在器物層次上提高中國整體水平，故明確派遣宗旨為「以十之八習農、工、商、礦等科，以十分之二習法政、理財、師範諸科。」（4-19）
（4）這批留學生及其以後的歷屆庚款留學生中的佼佼者比比皆是，下面我們將舉例說明。這裡既有時勢造英雄的歷史客觀因素，其主觀努力也不容忽視。這批留學生多數是靠自己本事考上的，不少家境貧寒，生活坎坷，可是他們趕上了這個機會，並且用自己的實力給我們留下了奮發圖強成功的範例；和30多年前幼童留美無一滿人相似；在第一批甄別生47人中，僅秉志是滿族，其它都是漢族。從庚款留美生所去就讀的大學來看，大多數在美國進的也是出色的學校，如他們中有179名進入哥倫比亞大學，113名進入哈佛大學，112名進入麻省理工學院，95名進入威斯康星大學，92名進入芝加哥大學，71名進入康納爾大學等等（4-20）。
（5）前三批庚款「甄別生」說是全國範圍考選，從錄取結果看來，沿海省份仍然占多數。第一批中，江蘇省佔了21人，約佔總數的44%，浙江9人；第二批70人中，江蘇省就佔了29名，浙江14名。這和首次留美幼童以廣東為主有所不同。十九世紀廣東開放早於內地，送子出國還被部分家長接受，而內地保守，視出洋為危途。這次江蘇錄取多的原因是因為此時上海出現了有兩所出色的學堂——約翰書院和南洋公學（即郵部高等實業學堂）。兩所學校錄取者就佔了總數約三分之一。前者是最享盛名的教會學校，全部用英文教課；後者是盛宣懷1897年創辦的學校，也是那個時期中國新學堂中的佼佼者。內地這種條件欠缺，有的省連一個候選考生都難找，也反映了教育極為不平衡的現實；
（6）這批庚款留學生可以說真正是「學貫中西」，這也是他們勝過留美幼童的一大優勢。他們都是過五關斬六將從全國選拔出來的。何為「學貫中西」？也許我們通過具體例子可以一睹真情。
在首批47個人中，有位學生名叫王琎，他在一生78年的有限生命年華，記了56年日記。總共字數高達400萬字的日記，有幸保存了下來，並且被他長孫做了詳細梳理和研究，最終寫就成了一本難能可貴的書，那就是王天駿所著《文明夢——記第一批庚款留學生》（4-21）。讀者可從這本書中讀到更多有關庚款留學生的精彩篇章；下面我們提及的僅僅是該書第57至58頁中，詳述這位首屆庚款留學生的中西學涯背景。
王琎1888年出生，從1894至1904年（6-16歲），他學了10年國學（相當於如今的小學和初中）；後因廢除科舉，失去考秀才功名機會，不過其水平也相當於秀才。1905年王琎進京讀新學；自1905至1909年，他補習了英文和科學基礎科目（相當今天的高中）。1909年，參加第一屆全國庚款統考，錄取後被送至美國裏海大學主攻化學工程，直至1915年返國，他的西學也是10年——1905—1915（17-27歲）。
我們來看看王天駿先生仔細梳理過的這位10年國學、10年西學的前輩，王琎從6歲至27歲的20年里，究竟讀過哪些書、上過哪些課：
10年國學（或稱舊學），1894-1904——《孝經》、《詩經》、《書經》、《論語》、《綱鑒易知錄》、《爾雅》、《孟子》、《大學》、《中庸》、《左傳》、《禮記》、《說部岳傳》、《聊齋》、《唐詩》、《東萊博議》、《春秋大事表》、《日知錄》、《方輿紀要》、《大清一統志》、《會典》、《大清輿圖》、《萊山綱目》、《水經注》。另加八股文、詩文、時文、策論、正史、群經、諸子、掌故、《東華錄》、《經世文編扎記》、格致等；
10年西學（或稱新學），1905-1915——英文、高等數學、高等物理、高等化學、積分、微分方程、積分學、定量分析、機械工程、地質學、電磁學、有機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分析、機械力學、機械工程、冶金學、理論化學、有機分析、電化學。再加上工場、實驗、機圖學等課程。
豈非「學貫中西」乎？！
還有一位大家熟悉的後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他也是庚款首批留學生，獲電機學位後回國；數年後又赴美，獲芝加哥大學機械工程碩士學位。這樣一位現代學者，竟也是滿腹經綸。他的多位同學提及他曾說過的一句話：「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古經有錯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節。」
像這樣一群學貫中西的留學生，恐怕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他們是新舊交替時代的特殊群體。當然在庚款留學前後的許多其它類別的留學生，也有與他們相似的背景，同樣是學貫中西，如前面提及的李四光，就能寫出非常出色的古詩詞。難怪許多研究中國近代科學的外國學者，都有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為何中國科學家，人人會寫詩？」這在外國，或是後來的中國科學家中，都很少見。其實看看歷史背景就不難回答這個問題。這批留學生所處時代正值科舉尾聲，在他們年幼時，都以國學為根基，那時為了日後功名，讀書人必須廢寢忘食地讀書，在私塾嚴厲而刻板的教師板子下，戰戰兢兢地背誦無數他們懂的或是不懂的國粹；而後廢除科舉，他們投入西學，同樣是為了日後的生計和前途，他們從小苦讀的精神再次煥發，於是這些人又發奮學外文和各類新學，在30歲前就已可稱學貫中西；日後他們中出現不少大師級人物，也不足為奇。因為他們的知識結構、學問根基和文化造詣都能支撐他們向學科的縱深發展，這些人的人文修養和人格魅力也為他們日後的學生樹立楷模。而且即使從這群留學生中橫向來看，那些成就更大和工作更長久的，都是國學底子更為厚實之輩，也許今日人們問起為何當今中國出不了大師，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多少可以找出些蛛絲馬跡。
王天駿先生在研究史前班庚款留學生時，對首批第2名的鄺熙堃和第二批第55名的胡適，有過十分令人驚嘆的對比。他們二人早年在美國有過一場筆戰，那是1915年當日本以「二十一條」要挾中國政府時，熱心事態發展的在美的留學生們紛紛發表各類觀點。胡適當時表示：「讓我們冷靜下來，盡我們的責任，就是讀書，不要被報章的喧囂引導離開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館、無美術館，乃可恥耳。外國人其洗次恥哉！」；而鄺熙堃堅決予以反擊：「他如何使中國死後復生？難道是靠一隻胳膊夾著聖經，另一隻胳膊夾著一本勃朗寧的詩集，就能辦到的嗎？一旦日本在中國立足以後，就只能用武力驅除他們。使中國死而復生比在日本打進來之前就加以抵抗要困難得多！」那時胡適明顯佔下風，被眾人指責為賣國賊。可是兩人回國後走的路子和事業的成就，日益拉大距離。胡適成為一代宗師，而鄺熙堃卻默默無聞。王天駿先生聯繫二人成長背景來解釋這個現象。他認為胡適有堅實的傳統文化訓練和熏陶，而鄺熙堃成長在一個完全西化家庭（其父是上個世紀留美幼童鄺國光），其後又在聖約翰大學就讀，再赴美留學。因此他對中國文化生疏，對中國社會也有種隔膜感，雖然他在美國獲得了幾個不同領域學位，回國後卻在多種職位中遊離，無一突出成就，更難在新文化運動中有發言權。這個例子給後人極大啟示——一味追求外文造詣和國外學位，而忽略本國基礎教育和社會實踐，有朝一日想報效祖國時，會感到有心無力。（4-22）
（7）在首批庚款留學生中，只有兩人獲博士學位，其中一位胡剛復，另一位是秉志，他是中國現代生物學的奠基人。被稱為海外歸來的「賽先生」。他也是首批庚款留學生中，國學功名最高者——前清舉人。47人中，另有6位是秀才。其它在美國獲學士學位的人，如果繼續念下去，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都是可能的，如胡剛復和秉志一樣，他們二人1913年獲得學士學位後，繼續深造，1918年獲博士學位；其它人因為當時國內局勢都急忙歸國。而以後由清華學堂出去留美生中讀博士學位的就十分普遍，獲學位的數量也大量增加。以沈希珍1994年對969位庚款留美學生調查結果可知，其中獲博士學位的有183人（19%），碩士學位436人（45%），學士學位248人（25%），未得學位的80人（8%）（4-23）
（8）這批留學生回國後，多數都進入教育行業——以調查的969名庚款歸國留學生職務來看，到各大學任教的有300名，佔總數38%；他們逐漸取代了早期大學的外籍教授，成為各學校教學的主力；有的甚至開闢了新學科、新系。他們是一群盜火者，一群科學的傳播人，也是培養中國科學隊伍的教育家。他們中有20餘人擔任過校長——他們是金邦正（北京國立農業學校，即北京農業大學前身），他曾於1920-1921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其後是梅貽琦於1931年任清華大學校長，其它胡適、蔣夢麟先後任北京大學校長、竺可楨（浙江大學）、薩本棟（廈門大學）、歐元懷（大夏大學）、廖世承（國立藍田師範學院）、胡敦復（大同大學）、任鴻雋（四川大學）、楊蔭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郭秉文（東南大學）、李登輝（復旦大學）、高陽、俞慶棠（江蘇省立民眾教育學院）、陸克偉（燕京大學）、胡明復（東南大學）、茅以升（北洋大學）及吳貽芳（金陵大學）等。（4-24）40人擔任過教務主任，其它250人在各個大學擔任教授或行政工作。這些歸國留學生到了教育界，他們帶來一股新氣象，如梅貽琦提出「教授治校」和「通才教育」，胡適在北大提倡分級制改為選科制，郭秉文提出「教學、科研、推廣」三結合，蔣夢麟對北大做了教學和科研全面改革，這麼多人踏入教育界不是他們不想做研究，而是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一是大學需要他們去育人，二是中國尚沒有研究機構可以讓他們一展宏圖。而他們到了大學一邊教書育人，一邊建立起中國許多最早的研究機構。
（9）建立中國最早的近代科學研究所及相關學術機構。
這批早期庚款生在美求學時，適逢國內爆發辛亥革命，隨後孫中山辭去大總統一職，袁世凱上位，南北對峙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讓這批海外學人對故國局勢關心備至。他們在發奮讀書的同時，一心想著以後回國該怎樣在中國發展科學以振興中華。1914年夏天，在康奈爾大學校園裡，匯聚了一批關心國家命運的留美學子，他們一致認為「科學救國」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正如任鴻雋所說：「今試執途人而問以歐、沒各邦聲名文物之盛和有致乎？答者不待再思，必曰此食科學之賜也。」他們已經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態，等不及回國再行動，身處科學發達之美國，眼見各類研究所及科學學會林立，決定先創立一個自己的刊物《科學》；隨之再成了一個科學社團，儘可能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當時簽名加入科學社的共有9人，他們是胡明復、趙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過探先、金邦正、楊銓（杏佛）和任鴻雋。前7人均為庚款留美生，後二人為稽勛生（獎勵辛亥革命有功的公費生）。這9人都是攻讀自然科學的人，他們自認為可以先在刊物上發表各類文章，諸如介紹科學知識和原理，引進科學精神及科學方法，推進成了科學機構，甚至審定科學名詞等等。不出半年，1915年1月，第一期《科學》雜誌在上海初刊，同年10月，科學社改名為《中國科學社》，也正式註冊為一個術學團體。1916年1月正式召開年會，以後年年如此，直到1936年，21年未曾間斷。《科學》雜誌發表過無數科學論文，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尚無任何學術背景、無任何正式職業的華羅庚寫的一篇對著名數學家蘇家駒具有批判性的論文——《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竟然就是登載在1930年第15卷第2期《科學》雜誌上，後來此文被清華大學數學教授、那時正代理理學院院長的數學家熊慶來發現，並請華羅庚到了清華大學，就此改變了華羅庚的命運，也造就了一代數學大師。由此可看出《科學》雜誌在那個科學不為大多數人們理解和接受的時代里，起著多麼獨特的推手和橋樑作用。（4-25）為了普及科學，中國科學社又出版了半月刊《科學畫報》，銷量曾達兩萬份，這在那個時代是很可觀了，其受歡迎程度可想而知。相信在科學荒蕪時代，看過《科學畫報》又受其啟發而對科學感興趣的青少年一代人，不會是少數。中國科學社為了整個社會科學啟蒙及對下一代的科學教育，在默默地播種和耕耘。
我們在此必須提及的是，就在中國科學社正式成立前一個月，在庚款建立的大本營清華學堂里，以葉企孫發起，相約其它鄭步青、張廣輿、曹明鑾、餘澤蘭、沈浩、劉樹墉、李濟、唐仰虞等9人相聚，於1915年9月18日商議成立科學會（The Science Club），次日申報學校，得到校長批准，並請到梅貽琦老師做評判員，遂開始了每兩周一次的科學報告會(4-26)。按照時間先後順序來說，清華校園裡的科學會比美國康納爾大學校園裡的科學社還要早成立一個月（中國科學社是1915年10月25日成立），不過前者是一群高中程度的准大學生，他們的報告內容是各人輪流介紹自己熟悉的學科內容，宗旨是「研究科學」，遵守「不談宗教、不談政治、宗旨忌遠、議論忌高、切實求學、切實做事」；而後者是一群在美國頂尖大學就讀本科的庚款留學生，他們關心的更多的是科學救國，正如《科學》創刊號中所述：「然是無精密甚遠之學，為國人所服習，將社會使其中堅，人心無所附麗，亦豈可久之道。繼茲以往，代興於神州學術之林，而為芸芸眾生所託命者，其唯科學乎，其為科學乎！」當這個消息傳到中國，科學會的策劃和創始人葉企孫立即被吸引，他給美國的中國科學社寄去會費，表示願意參加該社。這裡我們提及中國最早的兩個科學團體都和葉企孫的名字連在一起，下面我們還會詳細述說。
幾乎就在同時，留日歸來的陳獨秀在上海1915年9月15日創辦《青年雜誌》——其後1916年9月1日改名為《新青年》，1919年該雜誌第六卷第一期明確喊出「只有德先生、賽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兩股力量匯攏成新文化運動的巨大思潮。
新文化運動可以看作中國現代化的第四階段，它已經深入到思想行為和文化層次，直接衝擊了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第四次留美學潮及前第三次留日學潮及其它歸國留學生，還有國內各階層的開明人士一起，舉起了現代化最為艱辛的一面文化變遷大旗，那是涉及到觀念、意識、價值和行為的方方面面。社會學家對現代化價值觀念的理解可以概括為兩大特點：一是現代化所表現的工業化、城市化、世俗化等方面對人及對人類價值的影響；二是現代化社會要求公民要具有一定的質量、態度、價值觀乃至習慣和性情。今天當中國遊客走遍全球，中國人將自己的面目展現在全世界人面前時；今天當中國企業走進世界大市場和競爭的戰場，深感文化變遷滯後和無視現代社會的若干基本價值觀及規則，不僅帶來種種拖累並初嘗苦果，這個任務似乎更加明顯和緊迫了。它也告訴我們，現代化變遷與過渡中產生的一系列心理和行為上的變化，對國人來說，儘管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上百年時光，可是它還遠沒有完成，還需全國人民和有志之士共同努力。
本文節錄自《回首百年路遙——伴隨中國現代化的十次留學潮》第四章
《知識分子》獲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姚蜀平曾學物理，後研究科學史，現在致力於文學創作，發表過《似水流年》（繁體字《悲情大地》）及《魂歸故里》等短、中及長篇小說 。
：yaoshuping.book@gmail.com
製版編輯：黃玉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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